365体育:论战后日本体育外交|外交|体育|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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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外交手段有多种形式,体育外交就是其中之一。体育是竞技场,同时也是外交舞台。在外交活动中加入体育元素或是直接将体育活动作为一种外交手段都是常见的体育外交形式。战后,日本基于其特殊的身份与国际地位,将体育外交作为改善国家形象、提升国际地位、增进对外关系的重要手段,体育外交从根本上服务于日本国家利益。探讨日本体育外交的内涵,并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和客观评价是研究日本外交的重要内容,这有助于更加全面而深入地理解日本外交战略,并为日本公共外交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作者】王洪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

  参考消息网3月5日报道 体育外交,是“对一国体育部门或体育组织为促进国家间关系所进行的对外体育交往和交流的一种提法”。体育外交当属公共外交范畴。通常,体育外交的实施主体是国家,实施对象是他国社会与公众,旨在通过体育活动赢得国际舆论,塑造和展示国家形象,从而使得对象国做出有利于自身的决策,进而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

  本文所探讨的日本体育外交是指由日本政府主导、日本民众参与的,以他国民众为对象,以体育活动作为手段与载体所开展的对外交往活动。战后,体育外交在日本处理对外关系的过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岸信介的“高尔夫外交”到1964年东京奥运,再到2020年即将在东京再次举办的奥运会,均能看到体育在日本外交中的身影。然而体育外交作为公共外交的一项重要内容,并未得到充分学理关注;对于日本外交研究而言,日本体育外交尤有特定的内涵,值得关注和重视。

  战后日本重视体育外交的原因

  探讨日本体育外交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战后日本为何重视体育外交,本文尝试从以下三方面来回答。

  (一)取决于体育外交本身所具备的优点

  公共外交首先具有广泛性特点,其对象涵盖对象国各阶层民众,覆盖面广,能广泛传达本国外交理念,并且互动性强,能更好地进行信息交流和感情沟通,增进两国民众之间的感情。另外,公共外交在开展方式上更为灵活,信息传达也更为多样化,这样能显著降低对象国的疏离感和陌生感,为政府外交做好铺垫,尤其当两国存在历史问题或者现实纠纷时,这种效果更为明显。

  “体育无国界”,这让体育外交起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作用。体育是世界各国参与度最高的活动之一。一般说来,体育活动没有种族和国家的界限,在广泛参与、增强体质、合作拼搏、积极进取的体育精神上,各国人民具有极其广泛的共识,正因如此,体育外交显示出了高度的亲和性。与文化、宗教等其他公共外交方式相比,体育外交的开展具有更强的操作性和更小的阻力。另外,拥有统一的规则使得体育外交较其他外交形式更加易于展开。因此,体育外交近些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广泛重视,这是战后日本重视体育外交的先决条件。

  (二)与日本战后的国际地位及所处的国际环境有关

  作为战败国,战后日本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日本不仅丧失了部分国家主权,其国家形象也严重低落,同时因联合国宪章中制订的“敌国条款”,日本在国际社会的负面形象在法理上难以改变。强国地位的丧失以及战争加害者的身份使得日本在战后开展政府外交面临很大阻力。战后初期,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亚洲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日本有着不同程度的抵触甚至敌视情绪。在这种背景下,日本不得不调整传统外交思路,体育外交自然而然成为其处理对外关系的选项。体育外交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被侵略国家和人民的抵触与敌视情绪,为日本重新走向国际社会减少阻力。

  另外,日本倚重体育外交还与二战后长时间存在的两极格局以及在冷战环境下日本外交自主权受限、政治独立性不强有关。战后,日本的重建与改革是在美国主导下进行的。随着冷战的开始,日本被美国纳入其战略体系,成为美国在亚洲与苏联对抗的“桥头堡”。在此背景下,日本的外交自主权曾长期受限,一方面,不得不将日美关系作为其外交的基轴;另一方面,美国成为日本外交的重要干预力量,日本的官方外交受到美国严重制约,缺乏自主性。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将体育外交纳入其外交选项,借助此类受美国干预较少的外交方式,拓宽外交领域,增强外交自主性。与此同时,冷战时期,日本身处西方阵营,在一般政府外交中,日本所处立场不利于其重返国际舞台,因此,具有非政治色彩以及有着广泛参与度的体育外交更容易成为日本的选择。

  (三)在国际间的广泛实践是日本重视体育外交的重要诱因

  战后,许多体育外交实践在相关国家处理对外关系中均发挥了积极效应。如中美之间以“小球带动大球”的“乒乓外交”以及印巴之间的“板球外交”,对双边关系改善均产生了推动作用。以历届奥运会为例,以体育为载体展示国家文化、提升国际地位,成为世界各国的广泛共识。就日本而言,1964年东京奥运会对其国家形象、国际地位、国内经济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也使得日本切身体会到开展体育外交所带来的诸多益处。因此,这种正面效应所产生的示范作用是日本重视体育外交的重要诱因。

  综上,体育外交不仅具有一般公共外交特点,同时还具有高度的亲和性。就日本战后的国际地位和所处的国际环境来看,体育外交符合其国情与需要。日本长期存在发展军事力量受限,缺乏政治独立性和外交自主性等短板,推行政府外交的条件不佳,因此需要倚重体育外交。另外,体育外交在国际关系领域得到的普遍运用和产生的正面效应也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对于体育外交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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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体育外交的内涵与特点

  纵观战后国际社会的发展,体育外交作为公共外交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重视与运用,日益成为展现国家形象、促进民间交流的有效手段。就日本而言,体育外交并非其专属品,但日本体育外交却有其特定的内涵与特点。以下从实施主体、对象选择、执行手段等方面对日本体育外交的内涵与特点进行分析。

  (一)日本体育外交的主体、对象和手段

  日本体育外交总体上呈现出政府主导、官民协作的特点。日本文部科学省体育局主管体育事业,它在日本体育协会与民间体育组织的配合下发展学校和群众体育活动。政府不直接介入体育活动,而主要采取民办官助方式,资助民间体育组织、学校、公司企业等社会力量开展国内和国际体育活动。日本体育协会作为日本业余体育界的中心组织,是全国性综合体育团体,有权直接同国际单365官网项组织产生联系,决定各自的国内和国际往来活动,包括参加或举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因此可以说,日本体育外交呈现出由官方主导,社会与民众广泛参与的特点。

  日本体育外交呈现出主体多元化特点。战后,日本主办并参与了夏奥会、冬奥会、残奥会、足球世界杯等多次世界大型体育赛事,这些均是以国家为主体所开展的体育外交。另外,日本国民、非政府组织、地方组织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体育外交的主体。如,日本原摔跤手安东尼奥·猪木(原名猪木宽至)就曾多次以体育为名出访国外并多次得到外国政要以及领导人的接见。海湾战争爆发前,他访问伊拉克同萨达姆见面,帮助包括4名日本公民在内的41名人质获得释放。除此之外,近些年来,日本众多运动员尤其在足球和棒球领域活跃于海外。日本国民在赴海外观看体育赛事并展现出良好公民形象的过程中,也充当了体育外交的主体。

  从对象上来看,日本体育外交呈现从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逐渐扩展的趋势。战后初期日本外交总体上以美国为中心,主要致力于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对外体育交往也主要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间进行。随着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的演变,日本体育外交也逐步向中国、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扩展。近年来日本加强了面向发展中国家的体育外交步伐。2014年2月13日,日本外务省召开了“有关强化体育外交专家恳谈会”,据相关报道称,会上不断有人提出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体育设施和培养专业人才的建议。日本拟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体育方面的援助来开展体育外交。2020年东京奥运会将再次成为日本面向全球开展的体育外交。

  日本体育外交的目的主要可概括为政治和经济两方面。一方面,体育外交属公交外交范畴,因此其首要目的在于展示国家形象,树立国家品牌,提升国家“软实力”。另一方面,日本在其体育外交中也充满了对经济利益的期待。

  此外,日本体育外交手段也呈现出多样化特点。战后日本的体育外交手段不断得到丰富与发展,主要有植入体育式的首脑外365体育交、奥运外交、参加或主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为发展中国家援建体育设施等,在政府主导、官民协同的体制下,实施主体的多元化决定了实施手段的多样性。通过上述手段,日本在体育外交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二)日本体育外交的特点

  第一,日本体育外交呈现出较为浓厚的政治意味。

  战后,日本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国家形象严重受损,为消除战前军国主义的恶劣影响,重塑国家形象,日本倚重体育外交,为其改变国际形象寻找新的突破口,其体育外交也因此呈现出较为浓厚的政治意味。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日本特意安排广岛原子弹灾难幸存者、日本田径运动员坂井义则将奥运圣火点燃,这表面上是在向世界传达其和平主义精神,但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政治意图。日本特意安排原子弹灾难受害者而非“慰安妇”或其他战争受害者点燃圣火,实际上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向世界展示其二战“受害者”的姿态,掩盖其战争“加害者”的事实,并以此博得世界同情,降低其战前军国主义侵略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第二,日本体育外交显现出较强的功利性。

  日本体育外交的功利性体现在对于经济利益的过分痴迷上。20世纪,日本正是借助筹备东京奥运获得了第一次“奥运景气”,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奥运会后,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967年超过英法,1968年超过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经历了所谓的“失去的20年”后,日本正幻想着再次以奥运为抓手,实现经济的复苏与繁荣。对于2020年东京奥运会,日本社会普遍倾向于将此次奥运会看作是一次拉动经济增长的“良机”,而忽视奥运会之后可能存在的“低谷效应”。众多企业倾注大量资金进行赞助活动,笃信奥运会将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在本次奥运的筹备过程中,多家企业投入大笔赞助费,甚至打破惯例进行“搭伙”式赞助,据相关报道,截至2017年9月16日,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赞助费已达到28亿美元,大幅超过此前几届奥运会的赞助水平,创历史新高。 这种有悖常理的赌博式赞助显示出日本企业对于奥运经济利益的过度痴迷。另外,基于自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以来经济一直低迷的状态,2020年东京奥运会不仅被视为一次展示国家形象的机会,更被看作是重振经济的一剂“强心剂”。对于日本来说,奥运可能带来的经济效益是其重要期待。根据东京市政府的推算,2013年至2020年,申奥成功将给日本国内带来约2.96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768亿元)的经济收益,预计东京将占其中的约1.68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003亿元)。同时,日本还将增加约15.2万个就业岗位,其中东京约占8.4万人。

  (三)日本体育外交文化色彩浓重,重视文化元素的植入

  二战后,日本一直试图以文化重建来重塑民族自信与国家形象。战后第一任首相东久迩稔彦曾说过,“要把日本建设成为一个道义和文化上高水平的民主主义和平国家”。此后从片山哲的“建设文化国家”再到安倍晋三的“价值观外交”,日本外交均体现出了浓厚的文化色彩,回顾数次日本体育外交,也均能看到这一点。1964年东京奥运会上,日本传统技艺柔道正式成为奥运项目,2020年日本空手道也将成为奥运正式比赛项目。在里约奥运闭幕式上的“东京八分钟”,日本还充分展示了哆啦A梦、超级马里奥等文化符号以及先进的AR技术。日本重视在体育外交中植入文化元素,展示民族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其体育外交也可称为“文化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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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体育外交的效果评估

  体育外交在国际政治领域属于“低政治” 范畴,只能作为官方外交的补充,但近年来世界各国对体育外交的重视与运用表明,体育外交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纵观战后日本外交轨迹,体育外交对日本改善国家形象、提升国际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日本双边、多边以及首脑外交都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此外也给日本带来了直接的经济利益。

  (一)体育外交给日本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

  随着体育商业化的推进,体育在“促进国民经济与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刺激拉动内需、促进社会就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战后,日本利用世界性体育赛事为本国经济创造了重要的发展契机。以1964年东京奥运会为例,日本1962年GDP增长率为7.0%,因筹备奥运产生经济拉动,1963年上升为13.2%,经济发展大幅增速。在投资领域,奥运投资带来的巨大内需也直接推动了日本工矿业增长指数上涨、社会就业状况改善。相关数据显示,1962年至1964年的工矿业生产指数分别为24.3%、27.0%和31.3%,1963年和1964年的生产值分别比前一年增长了11%和16%。就业人数在1963年和1964年分别比前一年增加了39万人和60万人。此外,以奥运为契机,日本基础设施领域的建设得到了重要改善。正是在奥运会的推动下,日本东海道新干线建成通车,成为日本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而后逐渐成为日本的一张世界名片。在企业发展方面,丰田、三菱、富士等众多企业也借奥运之力取得了飞跃式发展,跻身世界著名企业行列。在技术领域,奥运会直接推动和证明了日本科技的进步,日本研发的游泳比赛终点记录器代表了世界先进水平,首次采用卫星全球电视转播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体育产业化方面,此次奥运也带动了日本体育产业与大众体育活动的迅速发展,此后给日本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目前日本已发展成为全球体育产业发达的国家之一。

  目前,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筹备正在进行中,虽说日本恐难以复制上次奥运的经济辉煌,但其产生的经济效益仍然可观。安倍政府也寄希望于本次奥运能够扭转日本经济的低迷。据日本央行调查统计局发布的报告显示,该行预计2020年奥运会将通过访日旅游人数增加和基础设施建设两方面来拉动日本经济,在2015年至2018年间,每年为日本实际GDP贡献0.2%到0.3%的增速,到2018年为止,总计将为日本带来1%的GDP增长幅度(5-6万亿日元)。 除“奥运经济外”,通过举办世界杯等国际赛事,在就业、体育传媒、基础设施等方面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2002年的日韩足球世界杯,日本就依靠举办赛事获得了上亿美元的经济收益。2019年日本还将举办橄榄球世界杯,也必将提升其体育产业的国际化水平。

  (二)体育外交推动了日本双边与多边关系的发展

  体育外交推动日本对外关系主要体现在首脑外交。首脑外交是一国重要的外交形式,而在其中融入体育元素,则更容易拉近领导人之间的距离,促进双边关系的发展,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1957年岸信介访美,借助与艾森豪威尔的“高尔夫外交”,拉近了与美国领导人的距离,促进了日美关系的巩固。安倍晋三首相也向来钟情于“体育外交”。2006年10月安倍晋三访华时,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确定2007年为“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对中日关系走出低谷产生了积极影响。另据报道,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初,安倍在赴美访问时就曾将一支HONMA高尔夫球杆作为见面礼送与特朗普,以此缓解美国大选期间安倍笃定希拉里当选,并发表言论支持希拉里所带来的尴尬场面,而日美首脑关系的改善,则客观上有利于两国双边关系的巩固。2017年11月特朗普访日期间,安倍同样精心安排了一场“高尔夫外交”。安倍安排高尔夫名将松山英树与特朗普会面,并一起打高尔夫,以此来增进与特朗普的私人关系。另据有关报道称,此前为拉近与特朗普距离,寻找共同爱好,安倍还曾苦练高尔夫球技。安倍的“高尔夫外交”虽有“套近乎”之嫌,但这显然有助于加强与特朗普的个人关系,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拉近日美两国距离,为巩固日美关系增添润滑剂。

  另外,在多边场合,安倍同样擅长体育外交。2017年9月,在俄罗斯海参崴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上,安培同样施展了其“浪漫攻势”与“体育外交”,借以缓解商讨朝核问题所产生的紧张氛围。他与文在寅都先后打出了2018年平昌冬奥会和俄罗斯足球世界杯这张牌,在谈话中他表示,“日俄关系新时代的大幕已经拉开,‘武士蓝’(samulai blue)已经进军明年(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明年(2018年)会有很多日本年轻人造访俄罗斯,在为足球队助威的同时,也会增进两国经贸、旅游等领域的合作。”安倍以此表达出愿以足球世界杯为契机加强两国体育与经济交流的愿望。同时他还以普京拥有柔道黑带来为谈话暖场,为本次多边会议营造活跃气氛。另外,有相关报道称,安倍也曾欲借体育交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前述日本拟加强体育外交,为发展中国家建设体育设施,均是日本积极开展体育外交,促进双边关系发展的例证。

  (三)日本运用体育外交改善国家形象和提升国际地位

  战后日本一直致力于改变由于军国主义侵略给国家形象造成的负面影响,在此过程中体育外交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通过主办或参与国际体育赛事促进双边、多边关系发展,这对实现上述目标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1964年东京奥运会上,日本向世界充分展示了其战后令世界瞩目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成就,极大改善了国家形象,提升了国际地位。首先,1964年东京奥运会是亚洲国家首次举办的奥运会,也是史上较为成功的奥运之一,充分展示了日本在亚洲的独特发展面貌。其次,日本在该次奥运会中取得了16枚金牌,位居金牌榜第三,极大提升了民族自信,直接促进了日本向着体育大国迈进。再次,为迎接此次奥运,日本专门开展了国民素质教育,在奥运期间,其良好的公民素质赢得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赞许。另外,日本最新的科技成就也在奥运期间向世人展示,战后的发展成就得到了世界认可。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际社会对日本的评价,对于重塑战后国家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即使在今天,作为亚洲足球的劲旅,日本队“代表”亚洲出战世界杯,香川真司和本田圭佑在欧洲足坛的成就也为日本足球和国家形象赢得了声誉。日本一贯重视对外体育交流,并以大型体育赛事为平台向世界展示其良好的国民素质。一直以来,日本球迷在国际赛事中体现的良好素质为国家形象加分不少。如2014年巴西世界杯,日本队以1∶2不敌科特迪瓦队,但赛后,现场观战的日本球迷冒雨将座位区内的垃圾一个不落地捡进袋中,带出球场。日本球迷这一小小的举动几乎抢了欧美媒体的“头条”,得到了世界的赞誉,美媒称赞日本球迷是“全世界最好的球迷”。日本球迷教科书式的“文明剧”在国际赛场上多次上演,为日本国家形象的塑造做出重要贡献。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上日本一定会在这方面下足功夫。

  总而言之,战后日本积极运用体育外交,除创造巨大经济效益外,也以体育为“媒”增进了与国际社会的交往,同时将体育外交与首脑外交、双边及多边外交相结合,在日本改善国家形象,提升国际地位方面收到了明显成效。

  结语

  日本重视体育外交并充分运用其在外交舞台上所具有的高度亲和性等特点,弥补了战后日本外交自主性受限所带来的官方外交开展能力不足的短板。在长时间的冷战格局下,体育外交能更好地切合日本的国情与需要,因而得到日本政府的重视。世界范围内众多体育外交实践所产生的正面效应也进一步增加了日本对体育外交的倚重。今后,在日本的大国化道路上,体育外交无疑将继续得到重视。2020年东京奥运会,日本势必再次掀起一股体育外交的高潮。

  从日本体育外交的特点与作用来看,体育外交作为日本战后改变国家形象,提升国际地位的一种“柔”性手段,显现出了较为浓厚的政治意味,并带有鲜明的经济功利性,同时也伴有日本公共外交一贯浓重的文化色彩。纵观战后日本所开展的众多体育外交,其对于日本改变战前军国主义形象,提升国际地位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日本善于在首脑、双边、多边外交场合施展体育外交手段,并因此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促进了对外关系的发展。同时,体育外交也给日本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1964年东京奥运便凸显了这种作用,正因如此,日本也期待着下届东京奥运会能复制上一次奥运带来的“经济景气”,扭转目前的经济颓势。

  最后仍需指出,日本今后在开展体育外交方面也面临着一些现实和潜在的制约因素。首先,作为一种非传统外交方式,体育外交在双边或多边国际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但毕竟不能取代官方外交。在日本总体保守化和政治右倾化的氛围下,今后其国家发展路线令人担忧,这与体育精神相悖,势必让体育外交笼罩上一层政治大国的阴影,影响其效果。也就是说,体育外交作为一种能对政府外交发挥辅助和补充作用的外交手段必须要与一定的政治生态相符,有它出现的氛围和时机。

  其次,鉴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且复苏之路漫长,今后经费问题或将给体育外交带来不小的困扰。2016年,媒体曾爆出2020年东京奥运会在筹备过程中出现经费不足的问题。奥运会经费的主要来源为国家财政支持和市场开发(即商业赞助),其中政府财政投入占主要部分。尽管一些企业的非理性赞助为此次奥运会投入了大量赞助资金,超出了合理赞助范围,但仍很难满足奥运会的庞大需求,经费问题仍给财政带来很大的压力。小池百合子当选东京都知事后,不断强调要控制预算,削减奥运会开支。可见经费问题确已成为困扰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难题。有报道甚至指出,为了削减成本,小池百合子曾表示研究在代替性场所举行比赛的可能性,考虑将东京奥运赛场迁往韩国。尽管这一传闻未必属实,但本次奥运的确使日本面临经费困扰以及由巨额投资所引起的公众担忧。

  最后,鉴于历史问题在日本对外关系尤其是亚洲外交中的敏感性,今后体育外交的展开势必受其羁绊,如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继续走下坡路,将会使体育外交面临的阻力增大,使其效果大打折扣。除此之外,2012年伦敦奥运韩国队员进行的“领土主权宣誓”事件 ,反映出与邻国的领土争端也可能对今后日本开展体育外交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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